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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建专栏

赓续红色血脉继承革命传统——父亲的草鞋红军的歌

发布时间：2021-12-06 14:29:49

作者：李志军（安徽合肥包河区人民法院原院长、党组书记）

（一）父亲的革命生涯

2021年10月1日出版的第19期《求是》杂志，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：《用好红色资源，赓续红色血脉，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》。文章强调了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史的见证，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集中体现，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。回顾过往历程，眺望前方征途，我们必须始终赓续红色血脉，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，指引方向，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、凝聚力量，用党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创造启迪智慧，砥砺品格，继往开来，开拓前进，把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守护好、建设好，努力创造不负革命先辈期望，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。学习总书记的重要文章，回顾我的老红军的父亲革命的一生，奋斗的一生，光荣的一生，使我倍感亲切，倍受鼓舞，热血沸腾。

我的父亲李敏，1911年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安定镇，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孩子。小时候，父亲在平江长寿街学徒弹棉花。当时的长寿街，是湖南著名的“平江农民革命运动”的中心。在那里，父亲接触到许多新的知识和新的思想，逐渐萌发了“翻身求解放”的革命意识。

1925年，父亲参加了儿童团并担任团长。1927年，担任了少年先锋队队长。1928年，参加了农民赤卫队。在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中，父亲随赤卫队参加了20万农民三次攻打平江县城的武装斗争，史称“三月扑城”运动。

1930年5月，父亲在平江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，成为红五军二师二团一连的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。同年10月，他加入共青团，进入江西中央苏区。1931年12月，调任红三军团司令部任通信排长。1933年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升任军团司令部警卫连长。1934年2月，担任红三军团补训三师营长。在此期间，他参加了中央苏区著名的反对蒋介石、国民党对红军的五次“围剿”，并东征福建作战。

1934年10月，父亲担任红四师十团通讯主任，编入干部排随军参加了举世闻名、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，爬雪山、过草地，冷水、野菜拌青稞；还要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兵作战……

1935年7月，父亲担任红三军团补充师营长。翌年2月，调任红二师师部作战参谋，不久升任红二师团参谋长，率队东渡黄河，参加了红军历史上的“东征作战”；后又回师陕北吴起镇，参加了悲壮的西征。

1937年8月18日，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，父亲担任八路军第115师343旅旅部作战参谋，参加了9月25日在山西灵丘、震惊中外的平型关战斗；随后又参加了闻名遐迩的“广阳伏击战”。两次战斗，均击毙日寇上千官兵。在我的记忆中，这是父亲向我们讲述的最著名、最激烈的两次战斗，印象尤为深刻：

其一、“平型关大捷”。1937年9月25日，父亲参加了后来震惊中外的山西灵丘平型关战斗。父亲说，主战场是乔沟。当日军第五师团21旅团后续部队的100多辆汽车，200多辆负辎重大车缓慢进入乔沟峡谷公路时，我们早已埋伏好的685、686、687三个团的指战员们一起开火，步枪、机枪、手榴弹、迫击炮火力倾斜而下，打得鬼子人仰马翻一片混乱。担任“拦头”歼敌任务的685团，随即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格斗。

父亲说，在杨得志担任团长的685团阵地上，战斗开始后，人称“猛子”的二营五连连长曾贤生，先是指挥全连战士首先用手榴弹，炸翻了日军行进在最前面的十多辆汽车；然后率领20名大刀队员冲入敌群，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。曾贤生用大刀奋力砍倒了十几个鬼子，自己也多处负伤。在身疲力尽的时候，被五六名敌人包围。曾贤生毅然拉响身上仅有的一颗手榴弹，与敌人同归于尽！

著名的平型关战斗，八路军歼灭日寇1000多人，击毁汽车100多辆，缴获一批辎重武器，取得了全国军民抗战开始以来，中国军队的首次重大胜利。

平型关大捷的第二天，毛泽东兴奋地致电朱德、彭德怀，“祝贺我军的第一个胜利！”数日内，八路军总部收到贺电、贺信一百余封。延安《新中华报》、南京《中央日报》等国内各大报刊、广播电台，以及英国、法国、美国及东南亚国家的报纸、电台纷纷报道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消息，祝贺八路军出师抗日，首战告捷。

长达六小时的激烈战斗，八路军115师也付出了伤亡600余人的代价，200多位英勇的指战员长眠在晋北这块热土上。父亲说，八路军平型关首战大捷，是用600多名指战员的伤亡代价取得的。我们是和日本鬼子拼命的！父亲的好几位长征时期的战友，就牺牲在平型关大战与日本鬼子的激烈搏斗中。每谈及此，父亲都热泪盈眶、热血沸腾，心情久久不能平复。

其二、“山西广阳伏击战”。父亲告诉我们，1937年12月4日下午，日军先头两个联队4000多人，进入我们八路军115师343旅设置的广阳地区伏击圈内。我们采取“避强击弱”的战术，放过它的先头主力，当它的辎重部队进入广阳地区时，我们预伏的部队突然开火，把日军分隔成两段。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，歼灭了日军近千人，缴获骡马700多匹，步枪300多支，还有大批军需物资。每讲到此战，父亲都精神焕发、兴高采烈。

父亲说，八路军的广阳伏击战，迫使日军改道由广阳以西进犯龙泉，迟滞了日军进攻太原的行动，援助和掩护了防守娘子关地区的国民党友军的安全撤退。国民党第二战区前线总指挥卫立煌将军，曾亲自拜会我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诚恳表示，“我知道八路军确实是抗日的，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。尤其是抗日的方法和经验都非常丰富！”

1940年10月，父亲担任八路军晋西北八分区参谋长。1943年1月至1945年11月，父亲回到延安，先后进入延安党校二部和抗大学习。担任抗大一支队四队队长兼教员，副支队长。

1945年10月16日，父亲和抗大总部部分教职员、学员，由何长工率领从陕西绥德出发，向东北进军。次年2月到达通化市，建立东北军政大学，何长工担任校长，父亲担任校务部部长。

1949年9月，父亲担任中南军区军政大学湖南分校二总队总队长；后任军大三分校副校长兼教育长。1952年6月，中央军委决定在武汉组建防空军学校，父亲任第一副校长。1957年5月，与空军合并，父亲转入空军序列，授权组建武汉空军雷达学校，并进入武汉军区高级干部训练班学习，1955年，父亲被授予大校军衔。

1944年，父母在延安党校时的合照

（二）父亲的草鞋

在我孩童时，印象最深的是父亲每隔十天半月就要用热水泡脚，然后用锋利的刀片，一刀一刀地割去双脚上的死皮老茧。刀片钝了，断了，就用薄薄的玻璃片，每次，地上都是白花花的一片皮屑；有时候，甚至把脚底削刮得血红一片。我既心痛又不解，问他，“您这是怎么了？”

父亲不以为然地笑着说，“过去走的路太多，太多了。这些死皮老茧不刮掉，就没法走路啰！”

从我懂事、记事起就明白，打草鞋、穿草鞋与父亲的不解之缘。父亲这辈子，只有一双部队发的双接头皮鞋，只是在着军礼服时才穿；离休后，就再没见他穿过。父亲说，“穿皮鞋不舒服，不自在。”他更偏爱穿草鞋。草鞋是父亲穿的时间最长，走的路最多的鞋子。父亲觉得穿上草鞋，“好像又回到了当年，既轻松又踏实。”

父亲对草鞋情有独钟，从寻找材料到编织成鞋都是他亲自完成。“九省通衢”的大城市武汉编织草鞋的稻秸秆不容易找到，偶尔在菜市场碰到些许，他就如获至宝地保存下来，攒够了，就用家里的板凳做支架，也无需什么工具，嘴里哼着红军打仗的歌，手中的稻草扭曲翻腾，不一会一双草鞋就完成了。实在找不到稻秸，就将家里穿剩下的破旧衣裤撕成布条拧捆起来，打成花花绿绿自成一体的“草布鞋”。

父亲告诉我，草鞋有很多种，有正系带的，有旁系带的，有人字型的，也有船型的。“你别小看这草鞋，它可是当年红军重要的战略物资哪！

“草鞋都是你们自己编吗？”小时候，我曾天真地问。

“不完全是”，父亲回忆着对我说。“部队要打仗，没有那么多时间编草鞋。红军在初期时设有专门的草鞋厂，日夜赶制草鞋发放部队，长征时我们每人就领到三双。”。

父亲说，1934年，红军的《红星报》还专门刊登了“怎样解决草鞋问题”的文章，对草鞋的选材，编制和正确穿着都作了详细说明。战士们掌握了草鞋的编织要领，在行军打仗的间隙，顾不上休息，最要紧的就是打双草鞋，否则第二天就没得穿。另外，人民群众支援红军，他们唱着“打双草鞋送红军，表我百姓一片心”，为红军捐送草鞋。咱们队伍也积极想办法，采取购买和没收土豪家的麻或破旧衣裤编织草鞋。一双草鞋可穿行五六十里地，草鞋是红军磨损最快，也是最紧缺的物资。

我心里想：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，一个战士需要多少双草鞋，整个红军队伍又需要多少啊？！

红军是老百姓的草根军队，与草有不解之缘。穿草鞋，吃草根，睡草堆，吃穿住行都离不开到处都有、随处可取的草。父亲说，长征路上，就需要尽可能多带一点青稞炒面，多带两双草鞋；没有就多带一点草跟布条，草鞋穿烂了就随时编补，行军打仗不能耽误。多年的草鞋军旅生活，父亲适应了，习惯了，有感情了甚至不可或缺了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父亲仍然还是穿着草鞋，在武汉这样的大都市里闲庭信步。大街上有人奇，有人怪，也有人笑，但更多的是投来仰慕、赞许、崇敬的目光。所有这些，父亲全然不顾，我行我素。穿着草鞋与老战友们攀谈回忆，到街坊邻居市民家访谈，到机关学校去作报告，宣讲红军传统，传承红军精神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离休多年的他，忙得不亦乐乎。许多机关，学校，工厂，生产队都来邀请他去讲革命传统。可以说，他穿着草鞋踏遍了武汉三镇。每次宣讲报告前，父亲都认真备课，列提纲，写事例，争取讲得更好一些。

记得有一次，武汉钢铁公司的叔叔来家邀请父亲时，把我也带了去。诺大的厂房，几千名干部职工，挤得水泄不通。父亲穿着他亲手打的草鞋，精神抖擞地走上临时搭的讲台。从五次反“围剿”，讲到长征；从陕北延安，讲到山西晋绥抗日；从在东北参与创建军政大学，讲到随部队南下解放全中国。平时话不太多的他，这时情绪激动，口若悬河。不仅使用肢体语言，更是嘹亮地唱起红军歌曲，用实实在在的战列，将有悲痛、有欢乐，有牺牲、有胜利的战斗场景，立体的全方位地展现在听众面前。工人师傅们听得情绪激动，高呼口号，会场一片沸腾。

教子女编织草鞋，忆红色传统。《河南日报》记者拍摄

（三）父亲的“红军歌”

2016年，我们兄弟姐妹追寻父亲的足迹，来到福建《沙县红军纪念馆》参观学习。馆内墙壁上挂有一首歌的歌词，一下吸引了我们，怎么这么熟悉？

“红军啊，向东行呀，

拉嗦咪嗦围攻沙县城，

积极行动消灭敌人，

多来多啦嗦拉多拉嗦咪嗦。

沙县有个卢兴邦，

来多来咪多来多，

两团残兵守孤城，

西拉西来拉嗦拉。

红军啊，真英勇啊，

拉索米索消灭个干干净呀，

没有逃跑一个人，

多来多拉嗦拉多拉嗦咪嗦……”

讲解员说，这首歌没有曲谱，也无人会唱。

这不是父亲教我们全家都会唱的那首的“红军歌”吗？歌名就叫《打沙县》。1933年，父亲李敏所在的红三军团与红19师组建东方军入闽作战。当时，福建三明的沙县，由福建军阀卢兴邦为师长的国民党第五十二师驻守。红军以摧枯拉朽之势，攻打沙县县城。敌人溃不成军，红军乘胜追击穷追猛打，一举全歼卢部。这首《打沙县》的歌曲，生动形象地描述了红军打沙县的战斗场景。

如今，这首歌几乎无人记得更无人会唱。然而，我们全家每个人却都能准确无误完整地唱出来。一种莫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！这是父亲传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，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，让红军的歌唱遍全国，让红军精神永世长存。

作者与兄弟姐妹参观福建沙县红军纪念馆。

在纪念馆里，我们当场就情不自禁地唱起这首“《打沙县》战歌”的红军歌，并将该歌的曲谱捐赠给纪念馆，填补了纪念馆对这首红军歌曲传承的一项空白。

父亲生前曾多次告诉我们，在几次“反围剿”斗争中，红军连连取得战略性胜利，队伍士气大作，斗志昂扬，他们在歌中唱道：

“共产党领导真正确（Quo，红军战士多为南方人，Que读Quo)”

工农群众拥护真正多，

红军打仗真不错，

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，

我们真快乐，我们真快乐！”

父亲每次唱起这支歌，都是神采飞扬，手舞足蹈，那个高兴劲儿令人鼓舞，令人振奋。

在举世闻名、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，父亲与其他红军将士们，怀着“解救全国劳苦百姓”的崇高革命理想。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，克服常人难以想象和承受的艰难险阻，冲破敌人重重的围追堵截，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无可比拟的光辉篇章。对这段历史，父亲的“红军歌”是这样唱的：

“中央红军胜利反攻，

出发自江西十二月长征。

历经千山和万水，

战胜白军与团匪。

冲破了包围，

踏遍了十一省，

长征二万五千里，

打下五百余仗，都打垮敌人。

祝你们消灭敌人打出威风！”

踏着长征路，高唱革命歌，父亲由一个弹棉花的小学徒，逐步成长为坚定的共产党人和革命斗争的先锋战士。父亲丰富的人生阅历，已融入辉煌的中国革命斗争历史长河。从中央苏区到延安抗大，像这样的红军歌曲，父亲记得很多。他高兴时唱，怀念战友时唱，因伤至痛时唱；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动乱中，他的心情郁闷时也唱。“红军歌”抒发了父亲革命乐观主义远大情怀，寄托了对牺牲战友们的无限缅怀。他常对我们说，“我没有什么留给你们，只有草鞋和红军歌。你们一定要穿着它，唱着它，听党的话，跟党走，做一个红军的儿子，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后代”。

人们都说，“父爱如山”，是因为父亲的爱厚重而深沉。我更是深深地感受到父亲的爱，蕴含着对儿女们的家风传习和殷切期望。

1967年，文革时期的“红领章、红帽徽”

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

1969年，我入伍后随工程兵部队进入大山深处，修路架桥打山洞，工作与生活条件十分艰苦。父亲得知后专程来到部队。他谢绝师首长的热情接待，吃住在连队。收工后，就给我讲红军的艰辛，红军的牺牲，红军的胜利，红军的精神，鼓励我在艰难困苦面前要保持革命斗志，继承红军的光荣传统，一定要战胜困难，和战友们一起完成任务。父亲还情绪高涨地在工地上，为我们全连指战员做了继承红军传统的报告。部队深受教育和鼓舞，连续数年各方面工作优秀，被上级授予“硬骨头连队”的称号。

我们兄弟姐妹，都在很小的年龄就参军入伍，走进工厂和农村，保卫祖国，建设祖国。父亲的革命经历，父亲的草鞋和“红军歌”一直陪伴着我们，激励着我们。直到现在，已近古稀之年的我们兄弟姐妹相聚时，都要回忆父亲的草鞋，高声合唱“红军歌”。这是父亲留给我们最大的精神财富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；赓续红色血脉，代代相传，发扬光大。